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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 谭小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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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文章

儒商精神与中庸领导力 2011-12-14

儒商精神与中庸领导力
文/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

 

前言:

儒商,即为“儒”与“商”的结合体,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,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,是儒者的楷模,商界的精英。一般认为,儒商应有如下特征:注重个人修养;诚信经营;有较高的文化素质;注重合作;具有较强责任感。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,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,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,追求达则兼善天下。古有陶朱、子贡、白圭等一代儒商,后有徽商、晋商、淮商、闽商等儒商商帮,现今也涌现出“克勤克俭,富而不奢”的李嘉诚、“立己立人,达己达人”的荣氏家族、邵逸夫、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。

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(官网www.tanxiaofang.com)认为,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,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。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。“儒”与“商”也获得了新的自由。“儒商”这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冒了出来。而且长势喜人。这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产物。它的出现必将推动新的更加科学的市场经济形成。

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创始人往往被国内称为“暴发户”。他们虽然没有文化,但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,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自身的弱点,那就是文化的缺陷,于是他们发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下一代,培养接班人,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国甚至外国的最好学校。所以,在我看来,未来的社会,一部分“暴发户”们的资本最终将转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们的后代手中,这将形成中国未来的拥有大量资本的新一代“儒商”。

从本质上来说,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,强调的是利以义取。从儒的“穷”和“达”的主张来说,援儒入商、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,“穷则独善”、“达则兼济”,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,就是在不“穷”不“达”的情况下,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“利他”的精神,最起码也要考虑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

那么什么是儒商精神?谭小芳老师(预定儒商精神与中庸领导力培训,请联系13938256450)表示,儒家思想强调“过犹不及”、“中庸之道”,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,不搞掠夺式的经营,注重商业生态,讲究商人之间、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。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,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。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,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,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,这就是儒商精神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本是《礼记》中的二篇,《大学》以人的修身为核心,提出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格物、致和、诚意、正心为修身的方法。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,更是同外物相接触,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,培养道德品性、完善人格的过程。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《大学》认为,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。《中庸》强调“诚”,认为“诚”是实现“中庸之道”的关键。

可以说,最早提出“中庸”概念的是孔子。孔子“中庸”思想的本意是:“去其两端,取其中而用之。”也就是去除偏激,选择正确的道路。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、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,宽广胸襟,和“一以贯之”的坚定信念,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。大学中庸之道,是修身成功之道,亦是企业管理之道。中庸,是一种实效智慧,一门领导艺术。甚至被高度评价为“放之则弥六合,卷之则退藏于密”,仔细品味,受益终身。

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、贪婪的,而且天生具有独占、垄断的欲望。在圈养的两只猪中,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,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。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,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他,用头撞他,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。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,毫无中庸之意。

人作为动物的一种,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、垄断欲等等方面,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。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、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,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。即使在某人很谦让、很中庸的时候,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,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。

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,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、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。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、高代价,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。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、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,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。

很多跨国企业的西方领导者到了中国之后感到很困惑:当他们延续西方领导模式的时候,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,发现——仅仅简单复制西方最佳领导行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。他们究竟应该怎样“本土化”?此外,中国的领导者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?笔者所找到的答案是,中国领导者与众不同的地方是———中庸。

儒家早已提出,领导者首先“动之以情”,然后“晓之以理”,情理相容,才能得人心,合民意。“法”当然重要,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制社会,但在人情上说得过去的“法”,人们才比较容易接受。儒家并不排斥“法”,社会的分工等级,必然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,在一个团队内部,制度是存在的,但如果要更稳健地发展,仅停留在“法”上显然是不够的。法是谁制定的?人,即统治者,或领导者,而制法的人的个人行为虽有合法的前提,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所以,领导工作既需要“法”的保障,更需要“厚德载物”的精神动力。

作为儒商,除了要处理“情、理、法”的关系,还要处理“责、权、利”的关系。首先说“权”,权是权力,是权变,只有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才更易于权变,善于变通。权变是为了避害就利,这就不能不涉及到“利”,关于用权力来为谁谋利的问题,孔子认为,按照利益来行事,会多招怨恨。利益关系是最难处理的,以致儒家“羞于言利”,但值得注意的是,孔子重义轻礼,并不是对老百姓而言,而是对君子而言的,这些君子是为政者,或准备进入政坛的人,包括他的学生。

儒商的行为还涉及三个字:“言、行、品。”这三点其实是在情、理、法和责、权、利中体现出来的。孔子虽然肯定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,但他自己却是个善于说话和论辩的人,无非强调说得巧妙和精到,做到“言而有信”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:以最少的语言取得最大的实效。

慎言,不等于不言。孟子是雄辩家,荀子也是善于演说的人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历来儒者无不在磨炼自己的一张嘴皮子。作为领导,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,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,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,是很难让人信服的,你也就无法站住脚。但说得好不等于干得好,领导的“行”比“言”更重要。“行”的内容是很多的,落实到管理工作上,领导的行为应透着一种“远见”意识,慎行,就是要求不乱来,要“三思而后行”。领导的行为事关团队的切身利益,把大家带到什么地方,是能力的检验,也是修养的检验,所以,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,他是注重自己的“品”的;品行,品与行相互影响,相互作用。

说了这些,无不归结为一个字“和”。君子以和为贵,和气方能生财。可以说,“和”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乃至团队的稳定与协调,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、精诚团结。谭小芳老师认为,对于一个团队、集体或组织来说,只要上下戮力同心,事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;内部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,减少人际摩擦与内耗,这样就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。

儒商的中庸之道,是手持两端,不偏不倚。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,既不激进也不保守,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,不多不少正好恰好。孔子的中庸思想,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:“尚中”是中庸的逻辑起点,“时中”是中庸的内在本质,“中正”是中庸的规范准则,“中和”是中庸的理想目标。“尚中”的基本内涵是“无过无不及”,“时中”的基本内涵是“无可无不可”,“中正”的基本内涵是“礼义”,“中和”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。具体来说,谭小芳老师认为,要做儒商,就应该从中庸思想中借鉴如下几点——

1、尚中——不偏不倚的平常心

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《四书.中庸》加注说:“中者,不偏不倚,无过不及之名。平常也。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中,就是既不要走极端,不要过头,也不要欠缺,不要不及。庸,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。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,这个度就是“中”,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,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;就是做下属不要低三下四,为上级不要专横跋扈;就是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,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。联系我们浮躁的现实社会,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“中”吗?

2、时中——审时度势,与时偕行

“与时偕行”,“动静不失其时”,就是“时中”。“时中”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,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、了解和认识,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,此所谓“变通者,趣时者也”。能趋时变通,即是“识时务”,而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“时中”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时刻注视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,以变应变,以变制变,随需应变,变中求生,变中求胜。而不能采取“鸵鸟政策”,对外界的变化不问不问,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。

3、中正——恪守规范,正心正身

孔子说: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”就是说,过分恭敬,而不约之以礼,就未免劳倦;过分谨慎,而不约之以礼,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;过分敢作敢为,而不约之以礼,就难免盲动闯祸;过分直率,而不约之以礼,就难免尖酸刻薄。恭敬、谨慎、勇敢、直率,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,但孔子认为,如果发挥不当,或不用礼来约束,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

很明显,在这里,“礼”是成就人之恭、慎、勇、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,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规则。同时,孔子很强调“正”,如说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。“正”,就是名正言顺,以身作则,不越位,不缺位,不错位,对于我们现今的职场人士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4、中和——求同存异,和而不同

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“和而不同”,就是求同存异,恰到好处。孔子说: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“临终遗言”时所说的一段话。据《左传》记载,子产临死前,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,为政的关键,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,或宽或猛,宽猛适中。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“和”。

5、控制情绪,和谐共赢——小不忍则乱大谋

“喜怒哀乐之末发。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,这叫做“中”,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,这叫做“和”。“中”是天下的根本;“和”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。到达了“中和”,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,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。

被誉为领导力“教母”的谭小芳老师表示,为人处世的过程中,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,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,必须做到隐忍不发,含而不露,喜形不能于色,愠怒不能于外。否则,小不忍则乱大谋,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,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。

曾国藩的“忍”功世人皆知。“吾服官多年,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”,这是他的心得。在收敛低调中做人,在挫折屈辱中做事,在巧与周旋中攀升,“让一让,六尺巷”,退一步海阔天空,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,这就是曾国藩。他的一生有起有落、有荣有辱,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,在高潮时削去波峰,在低潮时填平谷底,所以,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,他虽然没有耀眼的精彩,却留下了人生的绚烂。

6、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——儒商成功“五部曲”

《中庸》说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提出了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五字,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、问必审、思必慎、辨必明、行必笃的要求。审、慎、笃是个态度问题,只要认真、刻苦,也就不难做到。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,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,所以《中庸》说:“人一能之己百之,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”就是说,别人下一个功夫,你下上百个功夫,别人下十个功夫,你下上千个功夫,尽管人的资质,体力是不一样的,有强有弱,但有了这种“己百己千”的精神,也就功到自然成了。

7、择善固执,金石为开——“诚”的修炼过程

《中庸》说:“诚之者,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于是,“择善固执”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。但是,有些人误会了“固执”的意思,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;同时又以为“择善”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,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。事实上,“择善”需要灵活的智能,“固执”有赖过人的勇气。智能加上勇气,同时还以“仁义”为其核心,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。

儒商要讲究“择善固执”和“从善如流”的领导艺术。所谓“择善固执”,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,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,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。所谓“从善如流”,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,善于听取各方意见,并及时消化。领导若无“择善固执”,决策必将动摇不定,前瞻后顾;领导若无“从善如流”,处事必将执迷不悟,刚愎自用。

总之,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。中庸和谐,是一种智慧的提升,是一门精湛的领导艺术。作为儒商,无论决策、用人、授权,还是谈判、沟通与激励,都要“致中和”,善于“执其两端,用其中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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